自2010年开始，1993年成立的天达与1995年成立的共和花了两年时间“务虚”，讨论合并之后的文化、理念、价值观融合。“只有理念、意识和目标的充分沟通，并最大可能地形成共识之后，分配制度等其他制度的构架只是瞬间的过程。

  2011年9月，国内又一重要的律所联盟成立。由北京德和衡、四川恒和信、福建拓维、陕西博硕、辽宁观策（原辽宁同格）等8家律所在成都组建成立了“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ECLA）。由于成员所希望打造一家由中国律所主导的全球百家律所联盟，在2018年5月该联盟改名为“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

  2012年，全国律协换届，于宁卸任，王俊峰当选会长，全国各地的律协也陆续换届。

  近五年法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发展，中国律所的管理升级、规模化布局和行业化改革，区域性行业资源整合，以及中国律所征战国际成为最重要的四个时代主题。

  从2013年开始，法律互联网创业的浪潮兴起。一时间，整个法律行业风云激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大所也都投入到这场大潮之中。天同和无讼、金杜和理脉、君合和律携、盈科和律云……联系在了一起，直到现在。

  当AlphaGo战胜李世石之后，2017年在全球对AI的关注又迎来了一波高潮，中国的法律行业也不例外。AI对法律和法律职业的影响成为法律圈热议的话题。

  浪潮汹涌，中国律所开启了信息化建设。智能合同库、SaaS平台、律所管理系统、法律服务流程外包等法律科学技术产品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连法院和检察院也开启了信息化改革的步伐。

  与此同时，中国律所的规模这几年间仍在逐步扩大。直投直营、大小所合并、大所之间的对等合并从未止息。而相应地，质量风控，避免利益冲突，保持事务所原有的文化成为大所发展的重要课题。

  2013年，当移动网络浪潮在中国刮起一阵狂风之时，孙在辰、董冬冬、徐双泉、梁迪、申伟、李磊、黄翔创立了瀛和律师机构，并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从一开始，瀛和就被注入了互联网、强管理的基因。瀛东后来实行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股权制改革，均脱胎于七位创始人的理念。2019年，瀛和发布“KindleLaw数字化律所操作系统”，朝互联网律所再迈进一步。

  2014年，上海自贸区设立。四年时间，有5家中国律所与5家国际律所进行了联营，它们是奋迅和贝克•麦坚时、瀛泰和夏礼文、福建联合信实和霍金路伟、观韬中茂和亚司特、年利达和昭胜。

  2014年11月在深圳，中国第一家香港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省实行合伙联营试行办法》正式落地。

  中国律所国际化，加强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的布局是大势所趋；而随着中国市场的持续开放，外资律所与中国律所之间的合作不可避免，且他们的合作模式亦会愈发多元。

  如果将目光拉回到国内的区域性市场，能够正常的看到重新洗牌的迹象，区域性律所的合并渐成趋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2013年在成都，有30多家律师事务所重组合并而成明炬律师事务所。明炬又用了5年时间，成为了整合律师最众、整合律所最多、整合力度最深、整合后最为稳定的律所。

  随着区域性大所整合的加强，中国律所“亿元俱乐部”未来将迎来大量区域性强所加入。目前，江苏已有6家亿元所——法德永衡、高的、东恒、剑桥人、大成南京和国浩南京所，其中剑桥人是苏州首家亿元所。在浙江，亿元所的数量也已达到15家，其中包含杭州11家，宁波3家，温州1家。

  在区域性强所实现“亿元”目标的同时，北京和上海的许多大所已经或即将迈入十亿元、二十亿元、三十亿元，甚至四十亿元级别。目前，盈科全年营业收入达41.27亿元。国内另外一家“超级大所”的代表——大成，创收也已超过40亿元。2018年总创收在30亿元级别的有金杜、中伦和锦天城。

  若从规模来看，截至2019年1月底，国内分所数量超越40家的律所共有3家，分别是盈科、京师、大成。盈科在大陆地区的分所已达53家，律师人数7103人；大成在国内的分所数量已达到45个，律师人数超过5500人；京师分所数量已达47家，联盟律所已覆盖157个城市，共计281家。

  在中国大陆，除了以红圈所为代表的老牌强所之外，亦有安杰、恒都、世辉、植德这样的“新贵”涌现。它们都找到了独特的发展模式，抓准了市场机会，从而异军突起。

  从过往40年的经验来看，中国法律市场的增长必将持续，中国排头律所的规模和创收也必将水涨船高。若按照排头大所当前的发展速度，五年之后，中国将会诞生一家万人以上、创收百亿元级别的“超级大所”。

  到了现在，中国的千人大所已有20家左右，创收过亿元的律所已超过100家。可以说，中国法律市场已不缺大所。单纯追求“大”，已不是下一个十年的主赛道。

  虽然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法律市场，但可预见的是，过往的野蛮生长时代结束，市场的竞争在加剧，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在变化和提高。那么，中国律所的下一个战场，将会转移至律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法律服务产品和模式的优化升级，以及在科技、信息化领域的投入之上。

  经济学者何帆在《变量》一书中写道，当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五个新“变量”。一是大国博弈，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变化；二是技术赋能，当技术与市场、与人相结合，将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三是新旧融合，新兴起的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对决进入胶着状态，但其融合也正在加速；四是自下而上，人民群众对创造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改变城市的发展轨迹；五是重建社群，中国民众正在公共生活中自发形成组织，和谐共生。

  这五个变量正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塑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对于法律行业而言，其法律服务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模式也必然被温和地改变着。法律行业的每一次变化，都源于时代造化之功。未来的中国，必将迎来专业主义的春天。

  中国律所40年，我们要从滚滚东流的大河中发现行业发展的脉络，也要从每一片树叶、每一个枝丫来观察母体，进而看到一整片森林。

  我们要研究中国乃至全球法律市场中出现的变化，看到全球律所当前正在面临的挑战，中国律所的规模化红利正在缩小，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性市场正在快速的提升，以“四大”为代表的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正在全世界内攻城略地，中国法律市场的格局在钱伯斯榜单中正悄悄发生变化。

  我们要探索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之道。一切竞争均是人才之争，而人才之争究其本质是管理之争。基业长青和百年之路决不仅是单纯美好的愿景所能铺就，而是要兼备独特的治理结构、合理的分配制度、明确的晋升机制、清晰的品牌定位、优质的法律服务方能到达。

  我们要接受法律服务加速迈入智能时代的现实，研究法律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看到大数据、信息化对律师事务所管理和法律服务模式的颠覆，人工智能、区块链对法律和法律职业的影响，互联网法院这一新物种为中国司法所带来的变革。

  （本文系智合研究院编著的《中国法律市场观察（2019）》一书的卷首语，发表时略有删减。本文首发于《中国律师》杂志2019年第6期，欢迎订阅。）